1945年，我国著名考古学家裴文中先生将包括宁夏水洞沟遗址和乌审旗萨拉乌苏遗址发现的古人类文化遗存命名为“河套人”及“河套文化”。而“河套人”的命名就来源于1922年发现的那枚人类牙齿化石。关于“河套人”的命名，现在的人们产生了许多疑问，“明明是在鄂尔多斯发现的，为什么却给它命名为‘河套人’呢？”关于这一考古学命名规则，一般是依据首次发现的最小地名来命名的，“河套人”的定名主要借用了广义的“河套”概念，因为一直以来包括贺兰山以东、阴山以南、吕梁山以西、明长城以北的广大地区是明清时期的“河套”概念，与现在人们所熟知的仅以巴彦淖尔为主的狭义“河套”概念有所不同。总之，裴文中将这枚珍贵的牙齿化石命名为“河套人”，就是借用广义的河套概念而来的。
▲河套人头盖骨（图片来自鄂尔多斯市文物考古研究院）
关于“河套人”的故事，一百年来人们始终没有放弃探索和寻找，特别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我国考古学家一直将“河套人”的故乡——萨拉乌苏视为解开东亚人类起源的重要钥匙，开展了大量而扎实的科研工作。以汪宇平、吴汝康、裴文中、董光荣、贾兰坡、李保生、陈福友等为代表的考古学家、人类学家们，不断探寻着“河套人”的方方面面。经过数十年的探索，“河套人”的世界越来越清晰、越来越真实地来到了人们面前。截至目前，共有25个“河套人”呈现在世人面前，他们属于不同的个体，有男人、有女人，有小孩、有老人，他们有着不同的人类遗骸形式，有的是额骨，有的是顶骨，有的是枕骨，还有的是股骨、颌骨被人们所熟知。经过研究，“河套人”在人类历史发展阶段中属于晚期智人，他们的体质特征很接近现代黄色人种，但是却保留着一定的原始特征。“河套人”的男性身高可能已经达到了161.8厘米，比时代晚于“河套人”的山顶洞人要矮一些，但是比广西发现的柳江人和北京周口店发现的北京人高出一些。尽管这些“河套人”来自不同的年代，有着不同的年龄，却有着大体相同的社会故事，他们用辛勤的双手和果敢的勇气共同守护着他们的家园。“河套人”世世代代生活在萨拉乌苏河附近，从距今10万年到5万年间在这里繁衍生息。米浪沟湾和范家沟湾是古人的活动中心，当时的这里河水清澈，林草茂盛，有着星罗棋布的湖泊。这里生活着种类繁多的动物，在平原草地上，河套大角鹿、赤鹿、野猪悠闲地吃着野草，河旁的水牛和原始牛吃着河旁丰富的水草，它们与“河套人”为伴，既是“河套人”日常的生活伙伴，也是他们重要的食物来源。“河套人”穿着从鹿身上获得的鹿皮，在萨拉乌苏河两岸搭起用兽皮遮盖的帐篷。白天时，男人们出去狩猎，去河里捕捞鱼虾。女人们有的到森林里采摘野果，有的挖掘根茎，有的在帐篷前收拾着皮毛，缝制着衣物。年老的人们，则守护在帐篷前照顾着年幼的小孩。夜幕降临时，人们围坐在熊熊的篝火旁，将白天狩猎回来的肉食架在火堆上进行烧烤，滋滋的烧烤声和人们的欢声笑语交织在一起。人们吃干净骨头上的肉后，还会用石头砸开骨头，吸食骨头里的骨髓，之后把吃剩下的骨头丢在火堆中，油脂使火堆燃烧更加旺盛……当人们闲暇时，勤劳的“河套人”就会到附近的河边寻找合适的石头，开始加工和制作石器。他们具有对生态环境和资源条件的高度认知和开发利用能力，他们把石块打下一片片的石片，并把它们加工成锋利的矛头和刮削器，就可以在之后的狩猎动物时提供合适的工具，也可以更加方便地切割和加工皮肉。由于加工工具的石料不容易寻找，所以“河套人”非常懂得物尽其用，节省石料，把这些来之不易的石料加工成精致小巧的石器。“河套人”具有高超的石器打制与使用技术，石器修铤【dìng】装柄而形成的射箭石镞【zú】是其代表性制品，目前在中国北方地区是发现最早的射箭石镞。
▲河套人生活复原场景（图片来自鄂尔多斯市博物院）
除此之外，“河套人”还会收集和利用动物的骨头，用来制成趁手的工具。他们把鹿的肢骨或者肋骨加工成具有穿刺功用的矛头或者捕鱼的鱼镖，并把鱼骨头和兽牙串成项链佩戴在身上，展现了鄂尔多斯高原远古先民们最早的爱美需求和审美观念。从他们的社会形态来看，人们正由原始群落向母系社会过渡，女性是这一时期社会的主要生产者和社会物资的支配者。
从“河套人”的第一枚牙齿开始，到属于25个个体的“河套人”群体，“河套人”的体质特征和社会形态越来越清晰地展现在人们面前。尽管“河套人”的世界充满着太多的疑问，但随着研究者们不懈的努力，“河套人”的物质社会和精神文化一定会被越来越多地揭示出来。将来，“河套人”为解读我国乃至东亚地区的人类起源和发展演变的重要作用和价值会更加凸显，意义重大。
图文摘编自李芸主编、甄自明编著：《鄂尔多斯历史故事》
来源：暖新闻返回搜狐，查看更多